屯堡文化研究 2010卷

屯堡的前世今生

一从“ 抬汪公”民俗到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

万明

看着桌上摆放着厚厚一叠孙兆霞等编的《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书稿，我不由得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这是贵州民族学院孙兆霞老师带领“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课题组不辞劳苦，多次到安顺屯堡调查“抬汪公”民俗所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绩。应该说,这是一一个关于安顺屯堡研究的突破性的发现和进展。按理说，我是没有资格来写此汇编的序言的，但孙老师殷殷嘱托，盛情难却。回想起来,我与孙老师相识至今已近10年，可谓是有“缘”，因此也就有了“分”。特别是在屯堡文化研究领域，多年来活跃着一批勤奋有为的地方学者群体,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孙老师就是代表之一。我理应撰写一篇小文，对多年来在屯堡乡土沃壤中不懈耕耘的孙老师，以及地方学者群体表示敬意，也表达我衷心的祝贺。

屯堡的前世今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屯堡相遇，开始了相识、相知与相互切磋的交往过程。当我第一次听说安顺屯堡聚居着三四十万自称明朝屯军后裔、人称屯堡人的汉族居民，及其延续600多年前明朝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时候，职业所系,我就想到必须去亲眼看一看这个地方。2002年，我们承担所里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的课题组首次走进历史现场，就是到贵州安顺屯堡进行社会调查。当时孙老师与我院社会学所合作，正为完成国家重大项目“中国百村调查"而奔忙于屯堡的村落，重点是在九溪村。因此我们一到九溪村，就结识了热情豪爽的孙老师及其课题组的吴羽老师等。虽然我们调研的主题并不一致，一是纵向的历史深处，一是横向的现实社会，但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却是一个，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在中外闻名遐迩的屯堡。在为期一周的社会调查中，我们在相知默契中进行。按照我们原订计划，在大西桥镇九溪村、吉昌屯村，七眼桥镇雷屯、本寨,以及平坝天龙镇、旧州镇实地调查访谈，寻找历史遗迹，包括家谱、碑刻、祝文等文字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孙老师和她当时的安顺师专课题组全程陪同与大力帮助。并且经由她介绍，我们也得到了安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晓先生的帮助。屯堡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也使我们获得了仅从史籍上无法的得到的知识。在那里，我本人对于吉昌屯的“抬汪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致力于探索这一民俗活动与屯堡移民社会建构乃至晚明社会变迁的一文。再后来，我得知孙老师到了贵州民族学院，于2008年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在社会调查中选取的典型之一就是吉昌屯的“抬汪公”。2009年上半年传来的消息是，吉昌屯的“抬汪公”获得了中国第七届民间艺术节“山花奖”金奖；而到了金秋季节，我更欣赏地得知，在吉昌屯“抬汪公”活动的调研访谈中，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400多件契约文书，产生了《吉昌契约文书汇编》。这就是屯堡尘封百年的文书第一次在世人面临显露，也是首次对屯堡契约文书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毫无疑问，这是近年屯堡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抬汪公”的调研引出了一批民间土地买卖等活动契约文书的发现，而契约文书的发现是偶然，也是必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屯堡文化研究逐渐兴起，进人21世纪，有看厚重底蕴的安顺屯堡文化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屯堡文化研究已经颇具规模。有些问题，表面看是文化，其实正是历史学、社会学的的重要问题。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历史学研究过去，社会学则研究现在。在国外，有学者把社会学和历史学视为研究社会的两个拳头。无论如何，现在是从历史上走过来的，不了解历史，也就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我欣喜地看到，清代以来屯堡契约文书的发现和初步整理汇编，正是课题组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成果。

中国古代皇帝发布的诏令即”王言”。“皇帝御字,其言也神。渊嘿黼房，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皇帝的意志即国家的意志，由一纸诏令体现出来。明太祖调北征南的诏令传达之日,就是大规模军事移民开始集结之时。600多年来。这些明朝屯军的后裔世代生活于屯堡，成为国家与地方社会乃至国家与个体家庭关系史的活的见证。

贵州在明代建省，当时是全国13个省中最小的一个。作为省级行政建制，正是源自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军屯是明代土地国有的典型形态之一。明代军屯数量最大，为历代军屯之冠，在明初恢复农耕经济与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军屯达9000余万亩，为全国耕地的1/10以上。毫无疑问，安顺屯堡的形成与明代军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安顺在历史上被称为“滇之喉”、“黔之腹”,今天的安顺市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所建普定卫域的所在地。在安顺这片“山清水秀,田野肥沃”的土地上，卫所就地屯田，屯军聚族而居，形成屯堡，世代相守。迄今在黔中安顺，以西秀区为中心，东到平坝，西到镇宁和关岭，南到紫云，北到普定，方圆13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屯堡村寨达数百个，高度密集的屯堡群落，成为西南一带屯堡最集中的地方。吉昌屯作为典型的屯堡村寨，位于明代普定卫与平坝卫的分界处，属于屯堡的核心地带。

契约文书，是可以触摸到的历史。调查显示，吉昌契约文书总数达452件，分别由16个持有人提供，目前发现最早的契约是清雍正十-年(1733 年)签订的,最晚的一份签订日期是1961年,涵盖了200多年的历史时段。这些契约文书真实地反映了屯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是屯堡人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不言而喻，吉昌屯这批清代以来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发现，保存了大量史籍文献根本没有记载的基层社会的原始资料，对于探讨屯堡社会实态具有重要价值。将尘封已久的这批清代以来屯堡地区社会经济契约文书稍加整理和研究，尽早地公布出来，以便学界同人分享，无异于为屯堡文化研究的热潮再添一把火，形成屯堡社会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良好契机。利用这些珍贵的契约文书，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屯堡人和社会生活，必将推动屯堡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里程。

在我国民间契约文书中，明清契约文书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明清时代是我国契约文书门类最多、使用最为普及的时期，也因为它与近现代人们的财产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衣凌先生等前辈学者就注意到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研究,50年代徽州民间文书被大量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国内外徽州文书的主要收藏单位之一，明清以后契约文书的收藏非常丰富，史料价值十分珍贵。已整理出版的有周绍泉、王钰欣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第一编·宋元明代编》和《清民国编》，历史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等。1995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依托在明史研究室，以徽州文书的收藏优势,对明清历史的诸多领域展开研究。近年我们明史室承担院重点课题“明代诏令文书整理与研究",启动于洪武朝，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屯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以往对于徽州汪公人黔问题的关注,已将屯堡与徽州连接起来，而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无疑为屯堡社会经济契约文书与徽州社会经济契约文书的比较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